反思和深化的目的是什么?是再出发。
但古代的封建法学的终结并没有换来中国法学的福音，而是被苏联的僵化法学所替代。20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标榜为普世价值而强加于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这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的。
没有范畴概念体系，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新兴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在深化和拓展概念范畴研究的过程中，有些概念范畴将被净化，有些将被增容，有些可能被重新解读，也有更多的概念范畴需要进一步精致化、逻辑化、兼容化。如今，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呈现新常态，我国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不能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在人权与权利研究领域，有政治性人权。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习俗权利，国内法的权利与国际法的权利等权利形式交织在一起。
在自然法学传统内，有共同善（CommonGood）、基本善（BasicGood）。在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推进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深度对接。蒋介石战败蜗居台湾后，多次在讲话中谈到了延安整风，并将之作为整党治党的镜鉴。
20世纪90年代后，话语研究在法学界成为时髦新词，成为一种将人物思想考察和文献研究方法摩登化的标签，同时也方便夹杂些许个人情感，让法律研究刻板的面孔得以缓和。因此，有必要通过六中全会，对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看哪些经过实践检验是好的，必须长期坚持。毛泽东在写给雷经天的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王岐山：坚持党的领导，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
【摘要】 就法律话语理论发展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14]被他重点批评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等现代化范式，在转型中国的法学话语系统中并非都具有典范意义。
[4]立法者、法官、律师的同情，与法学家的良知一样，都需要主体对自身意识形态和其他限制条件保持清醒的认识。虽有学者对法律话语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批判，但只是将之作为一种笼统的政治言辞加以批判，并未深及对法学预设立场的深度省察。[19]我们本可以将对此问题的解释责任落在自家人身上，但很可惜，中国本土法学在理论话语生产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直接导致政法法学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如果说当今中国存在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法法学，那么很显然，其话语表达方式与之前已有霄壤之别。
[9]法学的政治敏感、自我哀伤、故步自封，已是明日黄花。[2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38年印行，第13-14页。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2}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11年第3期。
于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成为法学界经常引证的哲学天才，其话语分析理论成为符号标签，随处可见。特别是法学家自我批判意识的薄弱，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以及话语生产体制的异变僵化。
能否将法学学术话语从法律教条话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一种平实准确的情理语言阐释法的原理，将精英的法理解读与大众的法理叙事有机结合，不仅关系到法学学科的长久发展，更是对法学话语生产者资质的检测和考核。出于文化沟通的需要、知识传播的便利，不少学人将某种中国之外的西方法学视为先进之模板、启蒙之良师。
[23]蒋介石曾在其日记中感慨：共产党进步得那么快，我们国民党再不奋起直追的话，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例如，有学者论证党内法制概念，认为党内法规和制度应该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各种层次、各个方面、各种功能的不同党内行为规范组合而成。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厘清党内法规体系研究的问题、方法和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而言，既是迫在眉睫的挑战检验，也是难能可贵的创新机遇。但当时代主题发生变化后，党内法规的命运必然与整个国家法治的兴衰息息相关。所幸的是，区分不等于分离，理论上的界限分析与实践中的功能耦合并不矛盾。出于不同的观察，法学话语的考古学意见并不一致。
有明确作者的法学话语生产活动，我们可称之为法学家的文本生产，其前提是对历史资源的优势占有和初次消费。注释法学的表达方式日渐科学化的同时，仍沿袭着对政治话语和道德话语的套用路数，比较研究视野局限于西方法系，至为宝贵的学术批判精神未得发扬。
作为可行的话语赋权之路，通过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将专业法学、精英司法和大众媒体的话语系统建设坐地落实，从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和法律话语传播体制整体改革着眼，予以明确规划。李维汉在一次探访时，毛泽东向他感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8]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法学家既是政治法律实践的谋划者，也是学术系谱的传承人，更是大众法意识的培育师。
从最初作为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发展到如今的综合交叉学科，海外中共学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进行微观实证分析。当法学知识生产有了一定的积累，法学自主性的要求必会出现，但抵制西方法学话语霸权的口号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反而有可能加剧思想迷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归属于动态的历史实践范畴，是法治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坚守相互缠绕、不断博弈以求均衡的复杂过程。但由于移植知识很难转化为符合大众口味的话语，法律专家的意见总是时不时地与普通人代表的公众舆论发生激烈冲突。
温云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章程比较研讨会简述，《党校科研信息》1987年第1期，第4-6页。在中国，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或许只有一线之隔。
比如，画地为牢的学科疆界对法学话语的博弈沟通形成掣肘，致使法学研究贵族化、议题偏狭化、争鸣肤泛化。直至今日，此种吊诡的话语圈套依然深嵌于中国法学界当中。
[43] 作为典型的政法学术话语，近年来法学界对中共党内法规体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法意诠释学，在研究风格上呈现出不同于中共党史和党建理论话语的特点，表现出摆脱西方法学话语范式支配的自主欲念。作为精英话语的法学话语要想掌握群众，必须对自身固有的精英立场进行颠覆性的翻转，产生内部革命性的质变。
站在精英立场，比较一致的诊断结果认为，当前中国法学话语明显而严峻的问题在于，西化过度，中国化不足，有失根的危险。[51]结合当前中国监察委员会的法治运行，海外的这些制度分析话语若能与中国党内法规实践话语进一步融通，形成交互，想必解释力会更加显著。二、法学话语研究的中国谜题 对中国而言，法学话语成为公众关心的时务课题，源起于清末变法改制引发的文化危机。于是，一股寻找本土资源的复归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扩散，后虽一度陷入孤独，而今又再放光彩。
[17]对法学话语的生产而言，其原初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目的、话语风格甚至细微的表达策略。(二)法学话语的独特意涵 与法律话语的规范表达不同，法学话语在形式上更为多元。
看重情理的小微法学，通常散布在日常生活空间，以社会公共空间为场域，以碎片化的话语群为载体，以民间习惯规范为资源，以五花八门的话语术为武器，通过戏谑、反讽、质疑、揭发等方式展开权利抗争。[15]西方法学的发展与修辞学密不可分，著名辩护人的演说经常被复写出来，以供广大公众阅读。
源于西方的法律体系被抽去了内在的精髓，分割为徒具外观的零散部件，进口之后再以新的理念与原则重新拼接组装，不能不说是话语资源的浪费，并且加剧了法律移植的失败风险。这篇短文鲜明地表达了当时中国法学界对于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思想迷惘，折射出中国法学研究者夹身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情绪，看似一种对旧霸权的抵抗，也像一种对新霸权的畅想。